我今天要講的題目叫作文化性思維。國際關系學院的同學找我來作講座的時候說，要讓全校了解我們，也讓我們了解別人在干什么，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好。

哈佛專門的系科訓練看作是為今后職業做準備的一種“training”，而把大學里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看成是一種“education”，一種廣博的教育。

說到美國人的教育，我想我們可以從哈佛大學的核心課程計劃（the corecurriculum program）開始說起。英美的大學本科一年級一般都沒有系的概念，是不分門類的，只要你中學的考試過了某個分數線，有比較好的推薦信（recommendations），就可以申請像哈佛這樣的好學校，大概到了二三年級的時候才稍微有些分科的概念。這是因為所謂的“University”是有一定規矩的，所有的freshman都有一個“核心課程”，“核心課程”每年都會有一些變化，但是我想它的原理應該是不變的。

下面我來給大家念一念介紹“核心課程”的一段文字：The philosophy of the core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 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 trained in aparti cular academic special tyorcon centration.

“設立核心課程是要使每一個哈佛的畢業生不僅在專門的學術系科中受到訓練。”這里的“訓練”用的是“train”，而且放在“as well as”的后面。熟悉英語的人都知道，“aswellas”和“notonly…butalso”正好是反過來的，它后面往往是不太重要的東西，或者是大家已經明白的東西。進大學要受到某種專門的系科訓練，學生們對此都有心理準備，但“核心課程”要求不光是要有自己的專業，有一技之長是理所當然的，學生也要受到一種“廣博的教育”。這里“廣博的教育”用的是“broadl yeducated”，也就是說哈佛專門的系科訓練看作是為今后職業做準備的一種“training”，而把大學里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看成是一種“education”。這個觀點實際上就是19世紀時各國整理希臘的教育思想，以適應工業革命之后的現代科學社會的時候提出的很強烈的一個理念，就是把教育分成“education”和“training”這兩個層次。學生不僅要在專業上受到訓練，而且應該受到一種廣博的教育。

核心課程認為，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就是要讓學生既受到廣博教育也受到專門的訓練，學生需要一定的指導。現在美國一般的大學都是由學生說了算，他們想要讀什么課學校就給他們讀什么，老師完全放棄了責任。而哈佛大學的立場則不同，它的立場是：教員、至少是一部分辦學的人有責任給學生提供指導，教授有責任和義務引導學生去獲得作為受教育標志的那種知識、思辨能力和思維習慣。也就是說學生不光需要良好的計算機（computerscience）方面的技術、高深的物理知識或者是國際政治中巧妙的談判手腕，還要有方法論等方面的訓練。

核心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看到在這些領域內有何種類型的知識以及何種探索知識的形式，不同的分析方法如何獲得、如何運用，它們的價值又何在。

核心課程和一般的通識教育計劃不同，“通識教育”就是“generaleducation”。這在中國非常混亂，我看到北大教務部也把這兩段話掛在網上，然后他們拿“corecurriculum program”來比賦北京大學現在的公選課和通選課，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認識上的誤區，認為哈佛大學有核心課程，我們北大也有。實際上，北大的公選課和通選課頂多算是哈佛的通識教育，因為我自己也開過這種課程，一般同學都不看有關方面的書，上課的時候也無法形成討論。大家對公選課的期望（expectation）就是認為它的分數比較好拿，只要上課聽講就很尊重老師了。

核心課程與一般的通識教育計劃不同，它并不是以掌握一套偉大的著作、消化指定數量的信息或是某些實習的知識來確定。而是在教師認為對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領域內尋求讓學生了解獲取知識的方法和途徑，其目的是讓學生看到在這些領域內有何種類型的知識以及何種探索知識的形式，不同的分析方法如何獲得、如何運用，它們的價值又何在。也就是說本科一年級的課程就要求知識的根底，各專業最有名望的教授一下子就把你推到了學科的前沿，讓你來規劃自己所要學的東西，并且還得有所進展。所以哈佛大學存在的意義是它可能會出一些很奇怪的人，一些現在不被認可的人，因為他們太前沿了，但是將來他們在各自的領域會有很多突破（break throughs）。這是哈佛大學的目標，我覺得不可能每個大學都能做到這一點，但是如果要成為世界一流、國內一流的大學，就必須要有這樣的目標。樹立一個很高的標準，其他的同學也會跟著這個標準，這樣出人才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核心課程計劃當中的各個領域或者分支的課程是等值的（ofthesamevalue），等值的意思就是每個課的主題內容各不相同，但是它們在強調某種具體的思想方法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說不管上什么課，你要得到的都是一個比較根本的大學層次的教育，能讓你大開眼界的教育。

哈佛課程中被認為是不可或缺的領域主要有六大門類：第一就是外國文化，其中有國別的或者是地區的文明、宗教、神話、政治經濟制度以及社會變遷等等，其中還分用英語和外語上課閱讀的三種課程。第二是歷史研究。包括分國別、地區或者國際性的研究，其中包括“醫學與社會”這樣的話題。第三點是文學藝術。第四點叫做“moralreasoning”（道德權衡）。第五點就是科學（science），分成兩類，一類就是我們所說的“硬性科學”，即以數學為基礎的一些學科，另一類就是20世紀逐漸確立自己地位的生命科學（lifescience）。最后還有一類，就是社會分析。

在大多數人都認為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北京大學，很多老師認為外語系的同學僅僅是外語練得比較好，而“核心課程”計劃認為，不管是什么專業的學生都應該受到一個廣博的教育。

“廣博教育”本身就包含了一種相對客觀的、不大急功近利的研究態度、對社會高度負責任的發言，以及思想的互相砥礪。這也曾經是蔡元培先生的理想。

今天我為什么要提出文化性思維這個題目呢？文化性思維主要是相對于政治性思維而言的。實際上，很多事情在某種時候可能會跟政治有關系，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它并不完全是政治。如果我們所有的思想方式都變成單純的政治性思維，那我們這個民族的教育就不可能起到所謂“broadly educating young people”的作用。

舉例來說，香港城市大學的張信剛校長前不久到北大來開會，會上我跟他談過話。我了解到城市大學的前身是理工科性質的，張校長本人也是學生物的。他就問我，如果到街上去作一個調查，問問一般的社會人群眼中的現代化是什么，回答將是怎樣的。我想我們一般理解的現代化總是跟物質發展的水平、人民生活等聯系在一起的。“為什么我們中國人的回答總是有形的東西呢？為什么我們不要求心靈的自由，對美、對音樂的享受？”因為張校長曾經留學加拿大，并且經常在法國作研究，就很能體會到外國的那種文化性思維，特別是法國人的高雅文化。張信剛本人也是在各方面都曾涉獵，他除了當校長，還是董建華文化委員會的一分子。張校長每年都會從學校經費里拿出2％－3％用于發展人文，把城市大學辦得很有起色。他還和我們討論了怎樣才能使希望走向現代化的中國人不僅在物質上得到滿足，同時獲得一種心靈上的自由，一種解放，讓我很受鼓舞。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逐漸了解到自己很落后，因此就很著急，要趕緊改革，于是就積極地引進西方的科學、民主，而沒有看到他們的民主科學背后的深厚的文化底蘊及社會背景。現在我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培養文化底蘊是更為重要，也更為艱難的任務。對于現實生活中的很多情況，我們看到的都只是表象，要理清其背后可能會有的錯綜復雜的本質，需要豐富的社會、歷史經驗，需要了解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才能得出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結論。

19世紀英國的紐曼在任愛爾蘭某大學校長的時候曾經作過一個演講，題目叫“大學教育的設想”（Theideaofa university），我覺得其中有一點很值得一提，就是他提倡“knowledge for knowledge’sownsake”，就是“純粹知識”。蔡元培當年也反復強調這一點，就是得有少數人專門來作純粹的學問，這個責任理所當然要由我們北大這種學校來承擔了。

這些言論的理論源頭都是古希臘人所追求的理想。蔡元培先生的文化功底很好，他經常跟學生們講孔子、墨子、老子等人的思想，我覺得這就比較符合哈佛大學所提倡的每一個受到教育的男女都應該“broadly educated”這一原則。因為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種相對客觀的、不大急功近利的研究態度、對社會高度負責任的發言，以及思想的互相砥礪。這曾經是蔡元培先生的理想，它可能沒有被很好地奉行，而正因為這樣，它才能像阿諾德所說的“human perfection”一樣，成為我們的理想。

老師教的具體知識不久就會被忘卻，但是經過訓練后能力的提高是抹不掉的。

紐曼認為，讀文科當然需要很多專業內部的訓練，但是更應該看到各科之間的聯系，不管是歷史，還是哲學專業的學生，都要重視學科間的溝通與交流并盡量在二者間取得平衡，以達到均衡的發展。這是作為對一般的智力訓練（intellectual training）的要求而言的，但如果能做到這一點，將來做general work也能干好，無論是領導一個企業或者政府部門，因為實際上你已經具備了這樣的能力。老師教的具體知識不久就會被忘卻，但是經過訓練后能力的提高是抹不掉的。我們應該爭取這樣的水平訓練，做學生的應該有這種自覺，希望北大的老師也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這樣我們肯定會取得一定的進步。

（此為韓敏中教授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講演節選）

韓敏中1946年生，上海市人，1963年進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文革”后再度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讀研究生，1981年獲英美文學碩士。現任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研究興趣主要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學和英美女性作家，最近完成《歐洲文學史》第二卷中的維多利亞部分（商務印書館，2001年），翻譯了英美文化思想史的重要著作、馬修·阿諾德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三聯書店，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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