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這個雜志的大學排行榜很有影響，幾乎每次都是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分享前三把交椅。而最好的公立大學幾乎都排在第20名之后。我采訪過密歇根大學校長瑪麗·柯曼，她對這個排名意見很大，認為密歇根大學跟耶魯的差距并沒有像這個排行榜顯示的那樣大。據我了解，其他很多公立大學都在抱怨這個排名。作為這一排行榜的受益者，您怎么看？

雷文：沒錯，這個排行榜的確對公立大學不公平，在兩方面歧視公立大學：第一，捐贈基金額。排行榜按照捐贈基金的大小給大學打分，公立大學的捐贈基金都比私立大學要少，自然得分要低，但是它們沒有考慮到：公立大學能夠享受州政府的強大財政支持，私立大學則不能。第二，校友捐款額。排行榜按照校友捐款額的大小給大學打分，公立大學的校友捐款一般比私立大學要少，自然得分要低，但是私立大學靠的就是校友捐款，公立大學對校友捐款的依賴程度要低。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私立大學的得分起碼應該減掉10到20分。如果看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教師質量，我看伯克萊應該排名前十甚至前五。不過耶魯大學在排名上也有吃虧的時候。比如，英國《金融時報》和中國上海交通大學都推出過世界大學排行榜，耶魯的排名比較靠后。這兩個排行榜也有偏見，那就是過分強調大學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而不重視人文學科和職業學院。所以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排名。

記者：不管怎么排名，耶魯培養領袖人物的實力不容置疑，畢竟有那么多大名鼎鼎的耶魯畢業生在那里擺著。我知道，現任美國總統布什是你們的校友，現任國會議員約翰·克里也是。我還聽說布什和克里當時的學習成績似乎不太好。布什老得C，克里更糟，一年級的時候老得D。布什還經常自我解嘲說：“如果你是耶魯的‘C’類學生，不要擔心，那意味著你將來可能當美國總統；即使你沒能完成學業，你還可能成為美國的副總統！”（注：美國副總統切尼在耶魯讀過書，但沒有畢業）。克里則用另一套來對付他的父親。有報道說，克里當時怕父親生氣，就老對父親說：“爹，你別擔心，‘D’的意思是‘突出’（注：突出在英文里是Distinction）。

雷文：（笑）我還不知道你說的這個克里的故事。2004年美國大選，布什和克里的耶魯成績單被媒體公諸于眾。一般情況下，沒有學生本人的同意，我們不會對外公布學生的成績。學習成績是很重要，它可以為你將來成為領導者做更充分的準備。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其他很多個人素質更為關鍵，比如主動性、個人的領袖魅力等。布什在這方面表現突出。他當時精力充沛，是一位學生領袖，他的同伴都很敬重他，喜歡他的個人魅力。

但是也有很多國家領導人在耶魯念書的時候成績優秀。前第一夫人、現任紐約州參議員希拉里·克林頓當時是耶魯法學院的高才生；戈爾的競選搭檔、民主黨參議員李普曼在耶魯時也是成績優異的好學生；布什的父親老布什總統在耶魯時也是高才生。作為學校棒球隊隊長，老布什曾經帶領耶魯隊友沖進了全美棒球錦標賽的決賽。在成為領導者的耶魯畢業生當中，成績好的比成績差的要多得多。

記者：克林頓當時的表現怎么樣？

雷文：我們同時進入牛津大學學習，他去了法學院，我選擇了經濟學。當時我們都互相認識，但交往不多。他在耶魯的時候也是好學生。

記者：誰表現更出色呢，克林頓還是希拉里？

雷文：我聽見克林頓總統在很多場合都說，他的妻子當時在法學院比他更出色。這可不是我說的！（笑）

記者：耶魯出了這么多大人物，他們都怎么幫助母校的？

雷文：他們讓耶魯得到了知名度和聲譽。這使得我們更容易吸引優秀的學生和教師。

記者：這些人都捐錢給耶魯嗎？

雷文：捐一些，但不是很多。耶魯之所以強調培養領袖人物，并不是為了沽名釣譽，而是基于300多年前耶魯建校時的理念。當時在這片廣袤而又未得到開墾的土地上，移民生活可謂含辛茹苦。他們建立耶魯等大學，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為這片殖民地培養領導者，同時為建立新的國家未雨綢繆。

記者：如果我是耶魯的畢業生，現在是某個國家的總統，或者是耶魯的捐款大戶。有一天我給您打電話：“雷文校長，您好！我是某某某。我的兒子（或者女兒）想到您那里去上學。但丑話說在前頭，他（或者她）可沒有我當時那么優秀！”接到這個電話，您會有什么反應？

雷文：我經常碰到這種事！（笑）這時候你就得跟他解釋耶魯的招生政策。你得說，耶魯的門檻很高，要到這里來上學必須出類拔萃。當然，如果這個孩子確實優秀，水平足以與其他我們打算錄取的學生婢美，我們很可能會錄取他（或她）。如果這個孩子不合格，我們卻錄取了他（或她），那將是我們犯下的一個大錯。所以捐款大戶或者校友的孩子在與其他背景孩子同等優秀的條件下會享受到一點額外照顧，但這種照顧并不大。對這樣的孩子，我們拒絕的比我們錄取的要多得多。

記者：布什總統的千金芭芭拉剛剛從耶魯畢業。

雷文：她是個很好的學生！

記者：這樣說不是因為她的家庭背景？

雷文：不。她的專業是人文學，專業課程和西班牙語都學得非常好。

記者：對那些希望成為政壇領袖的學生，您建議說必須學習歷史。為什么？是不是因為您本人是學歷史出身的？

雷文：我是一個經濟學家。經濟學家經常預測未來，但這些預測都建立在人類行為動機的理論模型基礎上，而歷史則能告訴你在真實的環境里已經發生過的事件。這些歷史事件包涵了人類在處理任何問題時所擁有的共同經驗。這些經驗對今天的政府決策者是重要的參考。他們可以知道，在某個事件發生前后，歷史上是怎么處理類似事件的，有什么經驗教訓可以吸取。

記者：我聽說耶魯大學有近250個學生社團。這么多的社團對于培養領導精英起到了什么作用？

雷文：由于每年都有學生畢業，這250個社團中，每年都有一些要更換領導班子。耶魯大學有1萬多名學生。這樣算來，20%的耶魯學生都有機會成為某個社團的主席。這些社團實際上就是培養領導才能的一個實驗室，與人合作的能力、動手操作能力、說服動員能力等許多重要能力都是在這些社團活動中得以培養。校方對這些社團一直是大力支持。

記者：您的口號是“讓耶魯成為全球化大學”。不過在我看來，耶魯已經很全球化了。

雷文：12年前只有2％的耶魯本科生來自國外，今天這個比例提高到了8％。所以我認為在有些領域，耶魯的全球化程度仍然不夠。我們下一步打算讓所有耶魯本科生在4年學習期間都有到國外學習。

記者：如果比爾·蓋茨對辦大學感興趣，他能否從零開始打造一所一流的全球化大學？

雷文：辦大學需要很多錢，也需要很多時間，但我永遠不會說不可能。像加州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歷史都不算長。

記者：美國教育專家瓦什本女士最近出了一本書，標題很聳人聽聞，名叫《美國高校的集體腐敗》。這本書認為，那些從事精英教育的名校存在很多問題，如學生對老師總體評價低，只重科研不重教學，非教學人員越來越多，終身教授和權威教授工資過高，師資日益老齡化。您怎么評價這本書？

雷文：瓦什本女士是在夸大，但她提到的也并非都不是事實。作為一個大學校長，我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確保教授始終能夠刺激學生，確保教學工作不被忽視，確保學術研究繼續保持繁榮。

記者：您以前是做學術研究的。但自從您擔任耶魯校長之后，就再也沒有帶過一個研究生、博士生，沒有掛名領銜做過一個具體的科研項目，只出過一本專著—《大學工作》，還不是學術著作。放棄了做學問，您不覺得可惜嗎？

雷文：不可惜，我覺得很值。擔任校長13年來我取得了很大進步。作為耶魯校長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但做校長最困難的事情，就是時間永遠不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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