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后，“海龜”帶回的錢重新裝備了中關村；

20年中，出國主題，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高玉寶有句名言：我要讀書。短短四個字，表達了窮苦人不甘窮困、擺脫苦難的強烈愿望。“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和“學而優則仕”，自始至終被中國人視為改變自己命運的惟一途徑。直至20世紀80年代，讀書的外延無限擴展開來，使“我要讀書”衍生出另一主題：行者無疆。

1978年，我上初二，有兩件事印象深刻。當年中國領導人訪問日本，行程中安排到一普通日本人家訪問，電視臺播放了實況，我第一次見到吸塵器。當年還播放了一部美國電視片《大西洋海底來的人》，主人公麥克•哈里斯戴的茶色太陽鏡我也是第一次見到，后來北京人把它叫作“麥克鏡”，流行了好長一段時間。

15年后，我留學去了日本，我的初戀留學去了美國。

20多年的出國主題，每過5年，流行的內容大約就會有變化。

嫁出去

80年代前期，限于開放的程度和政府的財力，國家派出去的留學生很少，以其他方式出國的人也很少，“嫁出去”成為出國的主流。

“嫁出去”的人一般來自京滬這樣的大城市，目的與“農轉非”大同小異。北京的老職工一定還記得改革開放后第一次漲工資，大部分人調了一級，7塊錢，收入從40多塊變為50多塊，感覺寬裕了不少。北京最早開出租車的司機也一定有“上山”的經歷，拉老美去八達嶺長城，往返200元。普通美國人，在本國月收入約2000多美元，按當時兌換價1∶1.87計算，合人民幣4000元。而北京的普通職工，月收入才幾十元。收入如此懸殊，“嫁出去”的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嫁出去”不光嫁老美，是老外就嫁，日本人、西班牙人、墨西哥人、阿根廷人……還有一大批嫁到港臺跟中國人過日子，掙得再少也比內地多，窮則思變。

“嫁出去”以上海為最多，據上海涉外婚姻統計數字，97％是“嫁出去”，只有3％是“娶進來”，以致形成“上海女婿遍天下”的說法。在上海，與洋老公出雙入對被認為是最體面的事，那種成就感比過去中舉人要高，比中進士稍低。

派出去

80年代后期，“派出去”取代了“嫁出去”，政府行為取代了自由市場。“派出去”的主要形式分兩種，一種是公派留學，一種是出國考察。公派留學的去向主要是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派出去留學的人，命運由此改變。

公派留學生原則上不許打工，但出國后很少有人遵守，這群人很快就致富了。對留學生來說，發達國家與中國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國外，只要你想干活，就能有收入；在國內，你想干活，不一定有收入。在美國刷盤子，1小時6美元，在日本刷，1小時700日元。由于美元比價已由80年代前期的1∶1.87變為80年代后期的1∶3.8外匯券，而外匯券與人民幣又有1∶1.8的黑市價格，所以美元對人民幣的黑市比價實際為1∶6或1∶7左右。換句話說，在美國刷兩個小時的盤子，其收入抵得上國內一個月的收入。派出去考察的人，屬于短期出國，公費“開眼”，附帶買“大件”，雖說掙不了多少錢，但可以買“大件”，可視作福利分配。當年日本夏普777錄音機，差不多有單人床那么寬，茶幾那么高，組合音響進入之前，777威風八面，中國市場售價1840元，難得有人問津。但出國回來的人，有免稅買大件電器的指標，只花半價左右就能拿下。

公派留學也好、考察也好，經濟上的收益十分明顯，爭取公派便趨之若鶩了。80年代，出國形式完成了情與財的角色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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