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在澳大利亞已近二十年的“老留學生”，最近仔細閱讀了胡錦濤主席和曾慶紅副主席關于海外留學工作的重要講話，感觸頗深。這兩篇重要講話，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海外留學工作的精辟論述和全面總結，是新世紀新階段留學工作的指導性和綱領性文獻。

首先，我感到祖國領導人把留學工作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自祖國改革開放以來，總設計師鄧小平高瞻遠矚，開啟了新時代的中國海外留學工作的宏圖。之后，歷屆領導人都對海外留學工作極為重視，對海外留學人員給予了高度的關心。以我個人為例，自1985年來，先后在澳大利亞受到了胡耀邦總書記、江澤民主席、胡錦濤主席三位祖國領導人的親切接見，面聆了他們語重心長的講話。據我的記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副主席同時對海外留學工作發表這樣完整、詳盡的講話，好像還是第一次。可見祖國領導人對海外留學工作的高度重視。

曾慶紅副主席在講話中提出“人才資源是我國的第一資源”。我感到就好像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強調“科學是第一生產力”一樣具有戰略意義。這一提法，切中了新世紀中國經濟建設發展的關鍵點。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入WTO與國際經濟進一步接軌的進程中，沒有什么比人才更為可貴的了。“留學回國人員是現階段我國人才資源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又進一步表明了國家對留學人員參與祖國現代化建設事業所寄予的重托和厚望。曾副主席要求“必須自覺地把出國留學和留學回國工作擺在黨和國家的重要戰略地位”。這就為今后的海外留學工作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

兩篇重要講話高度肯定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海外留學工作成果和經驗，肯定了廣大留學人員的愛國情操和對祖國的貢獻。我對此深受鼓舞、倍感親切。

我和我的家庭都是改革開放的受惠者。我的祖父就是一位留學生。他1927年在哈佛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后，回到祖國，是中國西醫兒科學和營養學的創始人。改革開放后，他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得到平反；我從工廠考進了復旦大學，又在1984年取得獎學金以“自費公派”形式來到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完成學習后，我留在澳大利亞與父母團聚，經過艱苦的奮斗創立了自己的事業。多年的海外生涯更激發了我的愛國熱情和為發展中澳友好關系多做貢獻的強烈愿望。

早在1991年，我就為祖國的山東省在悉尼國際展覽中心舉辦了首次大型出口商品交易會；從1992年起開始將中國的時裝產品引進澳大利亞，年營業額達到過幾千萬澳元。在政治上，我在澳發表了多篇文章表達對祖國正義立場的支持。我深有體會： 沒有祖國的改革開放和海外留學政策，就沒有我的這一切。

盡管做了不少這樣的工作，但我心里總還是有個沒有解開的疙瘩：我畢竟學成沒有歸國，歷史會怎樣看待我們這一類留學生呢？1996年2月，我作為澳新地區的代表，受中國外專局和團中央邀請，到北京參加“95計劃與海外學人座談會”，當時的團中央書記李克強向我們闡述了中央對留學人員政策從“回國服務”到“為國服務”的延伸，肯定了我們這些居留在海外的留學生對祖國的貢獻，解開了我心頭的疙瘩。這次，曾副主席又指出，在吸引廣大留學人員回國工作的同時，要積極支持暫時還沒有回國的留學人員，采取多種形式為國服務，做到“不求所在，但求所用”。這一方針，使我甚為振奮。

聯想到不久前在曼谷參加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時聆聽胡主席的講話，特別是10月22日下午在悉尼再次受到胡主席的親切接見并聆聽他的講話，深感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更具最新的國際思維和世界眼光，更理解和關心中國的海外學子，胡主席平易近人和推心置腹的講話，他對我們要心系祖國、熱愛祖國，在祖國億萬人民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奮斗的偉大進程中有所作為的厚望，使不少在場的代表熱淚盈眶。

我在澳大利亞的主流社會已站住腳跟并取得了一定的地位，是新南威爾士州政府任命的亞洲商業顧問和澳大利亞經濟體出席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唯一的亞裔代表。今后，我將乘此東風、竭盡全力，當好澳中兩國友好的橋梁，為祖國的發展做出自己應盡的貢獻。（駐悉尼教育組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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