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千方百計去圓自己留學夢的時候，他們也許并不知曉，是誰在他們剛剛出生甚至還沒有出生的年月——即中國撥亂反正之初，率先提出了打開國門、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建議，從而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得以有機會求學海外、打開生活的另一扇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感受別樣的人文、領先的科技和管理。

他，就是深受年輕人熟悉的化學家、經濟學家溫元凱教授。做為第一批出國訪問學者之一，他也把前沿的科技、金融投資和資本運營的理念帶回國內，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推波助瀾。

直諫鄧小平恢復高考外派學生

在溫教授塞滿了書和文案、并不寬敞的辦公室里，和教授面對面，我最深的感觸是：越是知識淵博、有名望的人，就越發地平易近人。他仿佛不是在接受采訪，而是在和記者一起分享他的智慧、知識、理念和感受。從這位20多年來幾次站在中國社會發展潮頭浪尖的學者，把握21世紀贏家戰略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的身上，記者看不到絲毫的張揚、炫耀與霸氣，撲面而來的是一派平和與務實——平和的心態、平和的為人與做事的實實在在、一板一眼。站在科學家、投資家的角度，溫教授暢談他當年直諫鄧小平的初衷，以及對今天方興未艾的自費留學的獨到見解。

記者：1977年8月，您在國務院科教工作座談會上直諫鄧小平，要求恢復高考制度和對外派遣留學生，從而改變了千百萬中國人的命運。在當時，這是頗具前瞻性眼光的。那么，您提出這一提案基于怎樣的考慮？

溫元凱：1977年，鄧小平復出剛5天，就于8月3日到5日召開了國務院科教工作座談會，與會的33位全國科技界代表，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專家，有郭沫若、蘇步青、周培源、金善寶、黃家駟等等。當時“文革”剛結束，老先生不太敢發言。我最年輕，只有31歲，血氣方剛。在鄧小平助手的啟發下，我成為第一批敢于發言，反映科技教育界問題的發言者，并鼓起勇氣提出恢復中斷多年的高考制度和對外派遣留學生的設想。此提議得到了鄧小平的高度贊賞，被當場采納。他認為中國的未來在于教育和科技，在于走出去和引進來。

會議結束時鄧小平設宴會，我給鄧小平敬酒，他對我說：溫元凱，你是這次會議代表中最年輕的一個，到我這樣的年齡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貢獻。這句話激勵著我到現在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堅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能夠很好地為國家、社會、民族做點應該做的貢獻。

高考制度就從那年恢復了，這是撥亂反正后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這個建議的出發點很簡單：建國后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處在比較對立的地位，1971年毛澤東主席的乒乓外交才真正改善了中美關系，這是有戰略性考慮的。美國無疑是世界上經濟和科技最發達的國家，它代表著世界科技和管理水平的最前沿。“文革”使中國經濟到了幾乎崩潰的邊緣，長期以來的封閉政策也使我們的經濟、國民素質、人才素質都落后了世界先進水平很大一截，而且還夜郎自大。作為直接或間接了解這些情況的知識分子，我們對此很焦慮。

能有機會參加最高級的國事座談會十分難得，所以即便是冒著很大的壓力和風險，也應位卑未敢忘憂國，建議中國能打開大門，讓優秀的青年人到世界上經濟、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去留學，把最新的科技、管理制度學回來，目的是使我們的國民素質、管理人員的素質、科技人員創新的素質迅速拉近到國際先進水平。這兩個建議的巨大效應如今已突顯出來，改變了千百萬人的命運，而這批人正是現在中國社會的中堅，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出國留學是青年人的選擇權利

記者：從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后派出第一批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到近幾年出國留學人數的猛增，我國學生海外求學的途徑已經從以公派為主轉向自費為主，您對目前的留學熱怎么看？

溫元凱：從50年代到80年代，出國留學主要是公派，是極少數人的事情，不能想去就去。今天，留學已成為一般家庭可以考慮的事情了，青年人對此有了主動權、有了更廣范的選擇，也有了更多的個性發展的機會。這對個人和國家都是有利的。

記者：同前些年比，近來國內學生選擇的留學國家趨向多樣化，選擇專業的面也寬得多。從學成回國就業或創業的角度看，您認為學生在選擇留學國家和所學內容上應考慮哪些問題？

溫元凱：選擇留學的國家和專業，應從一個更高的層面來考慮，即什么是國內最需要的人才，顯然，選擇留學國家和專業就應從這方向考慮。比如，國內目前缺少高級管理人才，如果有資格到國外讀MBA，回國又能本土化，就能成為高級管理人才；國內缺少金融人才，如果能到海外學金融方面的知識，回國后可以當金融方面的總管；國內缺少資本經營的人才，到國外學資本經營，回國后經過努力就可以當CEO。由于國內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我們又缺少很多專門人才，如注冊會計師、理財顧問、醫院管理人才等等，甚至專科醫生，像高水平的牙醫，胸外科、心臟外科、腦外科、眼科醫生，還有各個技術領域的專業人才。所以，要學習國外最先進的知識和管理經驗、學習國內還沒有的東西、學有專長，回國后就能有比較好的發展。

設計人生為什么去留學

記者：留學生應怎樣給自己定位？

溫元凱：留學的目的很重要。我首先批評留學中的一些傾向：一是完全盲目的留學，“留學就是目的”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留學是手段；二是留學鍍金，不注意這層“金”是什么，只要離開中國就行。這都是留學認識上的誤區，這些人到了國外大多一事無成，就是拿到個學位，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有相當比例的人，在國外只是“慘混”。

留學要有非常明確的目的性，不排除將來留在國外最好的研究中心、大學做教學、研究，能把科學技術推到最高層次，成為世界某些學科的尖子、帶頭人，進攻最高的科學獎，像諾貝爾獎，為國爭光，成為世界“科學錦標賽”的冠軍，這非常好。但多數的中國留學生更加廣闊的前景應該是學成回國，為中國還落后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出力；而這兩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越來越顯示它的重要性和價值。所以，留學生要把握好這難得的“中國機會”。

出國留學值還是不值

記者：時下不少人把留學看成是一種投資，有相當一部分準備留學的學生和他們的父母認為，在國外學幾年、拿到國外大學的文憑，回國就業或創業就有了“通行證”，自費留學的高投入必定帶來學成后的高產出。您對此怎么看？

溫元凱：總的來看，這是對的。你具有國外正規高等院校的專業文憑和證書，目前在國內就業或創業是優先的。國內市場很需要擁有貨真價實的美國注冊律師證書、投資顧問證書、IT證書的人才，有了它，在國內絕對是有了一張很好的通行證。但是，文憑不完全等于“本事”，證書也不一定能解決中國企業的問題，需要學以致用。如果學生從書本到書本，即使留學投入很高，也很難獲得較高的回報。所以，證書不一定都能換來高薪。說到底，企業給你出多大的價錢，在于你給企業創造的價值、所做的貢獻。如果你解決問題的能力很高，當然就能得到比別人高的待遇，而且，將來企業的用人也會越來越注重實際能力。

記者：從投資和回報的角度考慮，選擇留學是不是具有風險性的行為？以目前多數自費留學生一年10萬-20萬人民幣的普遍花費，和他們日后可能得到的收益折算一下，您覺得自費留學值不值？

溫元凱：早期留學普遍是值得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借助公費、獎學金及各種資助的留學生，回來后做為高級管理人員，其社會地位和薪酬都會稍高一些，當時的差距還沒現在這么大；今天的差距就很大了，如果留學生能在國外學到真才實學，能做一個規模企業的高級主管或高級專業技術人士，能拿到幾十萬、上百萬的年薪，甚至不比在美國相應位置年薪少，更不用說自己創業。對在國外真正提升了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的留學生來說，自費留學的巨額投入是值得的。

記者：留學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有的是顯性的、有的是隱性的。您覺得留學的賬應該怎么算？

溫元凱：從創業的角度看，大部分留學生在海外幾年工夫，從一個絲毫沒有創業感覺的人，到了對創業價值的認同，包括思想準備，這是相當一批留學生在海外得到的更加重要的價值的提升。我相信有一半以上的留學生從海外學回來的不僅僅是知識和技能，還有創業的觀念和對人際關系認識上的提升、合作規范認識上的提升、資源整合能力的提升和留學資源面的擴大，這是留學更高的價值。從這個層面上來看，留學投資和回報的賬就不單單是經濟賬了。對留學生來說，努力的過程比結果重要得多，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對一個人學業的進步和心靈的滋養所起的作用，是美好的結果乃至成功所不能替代的。所以，能全方位地努力提升自己，留學就是值得的。因為，努力本身是美好的，而耕耘終將會有收獲。

我們現在更應該提倡的是：出國留學如何能使自己得到更快的提升。這和個人的悟性、學習方法、視野有關，這些方面在國外也少有人指導。如果自己好學，又能找到名師的指點，會提升得比較快。如果是稀里糊涂地混下來，就不會有什么提升；現在有些海歸派的聲譽不是很好，這是海外留學生應注意的。

努力本身就是美好的

記者：您覺得留學對人一生機遇和命運的改變有什么影響？

溫元凱：有利的因素大于不利的因素，能拿到一個文憑、提高一點能力。以我本人為例，我于改革開放后最早出國留學，最早回國工作、創業，實施過改革，更主要的收獲是觀念的更新，是洗腦，是境界的全然提升，包括看問題的高度。留學經歷也把我的心態鍛煉得非常平和，不管成功失敗、遭到什么挫折，努力本身就是美好的。

1980-1982年，我到法國居里大學居里夫人實驗室學習量子生物學，回國后開創了中國的量子生物學，成為國內第一批量子生物學家，寫了第一本專著和教科書，開了第一門量子生物學課程。于學術領域走向學術領導人，在使中國的某一領域、層面的科學技術和國際接軌方面，我的努力是有價值的。

1992-1997年，我到美國做訪問教授，其間在華爾街工作了三年。回國后投身到金融投資領域。我是個善于把握機會、感悟能力很強、不斷研究社會需求的人，闖蕩華爾街也是一種留學、是改行，對一個40多歲的人來說，職業生涯出現那么大的跨度跳躍，本身就是一種挑戰。我結交了幾百位世界各國的投資銀行家、金融家、企業家、戰略家。我對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因為華爾街金融、投資銀行，對中國絕大多數人來說是非常陌生的；而在華爾街有過三年經歷、又回國工作的人，全國不超過十個，我是其中之一。我能夠把在世界金融中心學到的最尖端的金融技術、把華爾街寶貴的金融運作、資本運營經驗介紹給國人，為改變中國的經濟狀況出力，這樣做可能要比當一個化學家對國家的貢獻大得多，我這個判斷是正確的。第二次留學奠定了我的回國創業，改變了我曾經的人生軌跡，為國家填補了空白，推動國家經濟浪潮的前進。

塑造人才的“五Q”論

記者：您認為年輕的留學生應如何盡快適應海外的學習、生活？

溫元凱：不少學生不能很快地適應國外的學習生活，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中國教育制度的毛病：注重傳授知識，忽略對學生能力的培養。現代社會越來越注重一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是教育的目標，留學同樣如此。留學生要加強自己能力的提升，尤其是適應環境改變的能力的提升，這是留學生到海外最重要的。

我看到非常多的中國學生在海外啃書本，啃了若干年啃不出什么東西來，甚至找不到工作，礙于情面又不愿意回來，在國外無奈地慘混。這是非常可悲的。所以，我去年在第五屆北京高新技術科技博覽會上提出了“五Q”教育思想。即培養智商IQ，加強創新教育；培養情商EQ，即學生管理自己情緒的能力；培養逆境商AQ，即在困難和挫折面前的意志、毅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包括心態的調整、提升；培養領導力商數LQ，即學會管理人，成為領袖和領導人，包括企業、團體的領袖；培養財商FQ，即學會理財、投資，學會做《窮爸爸富爸爸》里的富爸爸的孩子，甚至創業、把企業做大。留學生同樣需要在這幾方面塑造自己。

記者：您覺得留學生融入當地社會有無必要？

溫元凱：很有必要。首先要語言過關，這當然不僅僅是托福考了600多分，更要與人交往，融入當地主流社會，這樣才能更好地學習人家先進的知識和管理經驗。但是，很多人變成了完全西化，那樣你與當地人比就不具有優勢了，而這些人回國后又有個本土化的過程，不能三句話就講美國怎么樣，半分鐘就有個OK，引起國人反感，自己也很難成功。

記者：您以后是否會涉足指導留學領域的事業，在這方面，您有什么考慮？

溫元凱：留學咨詢這個話題正在日益受到關注，我認為自己是有資格做這方面工作的。我在一所名牌大學工作過19年，從助教到教授、省教委副主任，在全國200所大學做過講演，我相信自己對青年人有巨大的影響。我到過30多個國家，有豐富的案例和體會，來為年輕人指點他們的人生、職業生涯。國外在中學時代就有升學指導、職業設計指導、生涯規劃指導。所以，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我希望能把這項內容做為一種事業，甚至是商務運作，來為更多的年輕人避免誤區提供寶貴的經驗。

記者：您對留學中介怎么看？找中介應注意什么？

溫元凱：目前的留學中介比較混亂，騙人的也不少。因為是一哄而起，有一段時間利潤也不低，商業趨利，致使部分不具備資質的人也出來做留學中介。教育部及有關部門也在不斷整頓。我相信在目前整個留學服務中，越來越需要的是誠信，誰能做到誠信，誰就能站得住腳，最終也能賺到錢。那些靠騙人、靠誤導的中介，不僅將來賺不到錢，也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學生在進行留學咨詢時，應找有經驗的人陪同和指點他們找留學中介，找出過國的、特別是到過那個國家的人。比如說，如果要到美國、歐洲留學，找我咨詢的話，我就會給國外打個電話，問問學生要去的那所學校情況怎么樣。當然，在這方面，學生和家長要心態平和，即便是遇到點挫折，稍微交一點學費，包括人生的學費，也不要大驚小怪，失敗本身也是一種經驗。但要善于總結，像平時買東西一樣，盡可能多問幾個人，你就會買得好一點。

記者：留學生將怎樣把握中國機會？

溫元凱：我希望向更多的海外留學生呼吁：中國機會是百年難遇的。我認為，當前是海外留學生回國工作、創業的最好時機，也是已經回國的人調整思路、更好地適應社會需求的最好時機。

本刊駐京記者／陳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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