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8月12日，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批官派留學生從上海登船啟程赴美。
自明實行嚴厲的海禁至清末，中國人已經很久沒有走出國門了。按照中國人幾千年的思維習慣，他們對外部世界既陌生又不感興趣，他們只愿意“就地繁殖”——包括子孫的延續和文化的繼承，這使中國人幾乎毀滅性地強迫自然資源維持著他們世世代代的生存。在中國，背井離鄉可謂最悲慘的境遇。
而對于那些走進中國國門的外國人，中國人很難理解他們為什么“不避河海之險，不憚跋涉之勞”來到中國。中國人曾經固執地認為，外部世界即為“蠻夷”。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人真的看見了來自外部世界的“蠻夷”，中國人對他們的描述為：“鷹鼻，貓眼，紅胡。雙腿不能彎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睜不開。”
19世紀中葉，由于國門被西方的艦炮轟開，中國人開始被迫地接受外部世界。當這種最初的被迫轉變為對外部世界有了不再盲目自大的認知后，1872年，中國先覺的知識分子促成了這個古老的國家第一次派出留學生赴美學習。
■容閎——開創留學歷史的人
1847年，一個叫布朗的美國傳教士因“身體羸弱”，辭退了澳門馬禮遜中學校長的職務，準備偕夫人回國，但他愿帶“三五舊徒，同赴新大陸，俾受完全之教育”。雖然大多數中國人對“野蠻人居住的地方”極其恐懼，但學生中竟有一名叫容閎的人，因想見世面而“惟愿與赴美”。容閎被布朗帶入美國，1850年進入耶魯大學，1855年學成回國。因為接受了西方的先進思想與文化，容閎“更念中國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認為要使中國“趨于文明富強之境”，只有讓更多的人能夠接受到“文明之教育”。
1868年，一直追隨曾國藩創辦洋務的丁日昌升任江蘇巡撫。丁日昌曾向曾國藩力薦容閎去美國采購機器設備，以創建日后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因此容閎剛一得知丁日昌成為朝廷命官，立即向他陳述中國應該選派學生出國留學。后來，丁日昌在其奏折中寫道：“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備人才。”但是，一個巡撫在滿朝文武中畢竟人微言輕，更何況出國留學乃中國前所未有之舉，因此丁日昌的建議在朝中無人響應。
兩年以后，天津發生一起誘拐兒童事件，百姓相傳是外國傳教士將中國嬰兒“剜眼掏心”，于是聚眾沖進教堂殺死幾十名外國人，外國人也開槍打傷了天津百姓。“天津教案”引發了洋人對清廷的嚴厲威脅，清廷只有派重臣曾國藩和李鴻章赴天津處理此事。容閎知道這是一個時機，他與丁日昌一起趕赴天津，向曾國藩和李鴻章再一次提出了應該選派學生去西方學習。曾國藩和李鴻章一生都在不斷面對洋人囂張的氣焰，因此他們懂得具有先進的科技知識對于改造落后之中國是多么的必要。1871年，曾國藩與李鴻章聯銜上奏朝廷，言：“丁禹生（丁日昌，字禹生）中丞屢來商榷，擬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制造諸學，約計十余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后可以漸圖自強。”曾國藩和李鴻章均為大清國舉足輕重之臣，因此他們的肯請很快得到了同治皇帝的恩準，清廷為此特別制訂了《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容閎被任命為留美學生副監督。
■中國聰穎子弟，可兼盡西人之長矣
大清國要向外國派遣留學生了，這一事件立即在國人中引起軒然大波：有著幾千年祖先訓導的中國要將孩子送到遙遠的“蠻夷”去讀書，這簡直是一種本末倒置——“中國不尚西學，今此幼童越數萬里而往肄業，弗乃下喬木而入幽谷歟？”盡管朝廷聲明為留學生出所需全資，但舉國“體面”之人仍對此事鄙夷不屑。容閎無奈，只得去偏僻的廣東、香港，說服那些低層的貧苦人家，才最后湊足了30名學童——窮人送子出洋的道理是：與其讓孩子在家缺吃少穿，不如給了管吃管住的朝廷。
1872年8月12日，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批官派留學生從上海登船啟程赴美。這30名學童梳著辮子，穿著朝廷“以數千金為之”的長袍馬褂，去往大洋彼岸的異國開始了奇特的留學生活。他們全部被安排在普通的美國人家，只是學習的日期沒有明確規定，說是“學成回國”——“中國聰穎子弟，可兼盡西人之長矣。”但到底怎樣才算是“學成”與“兼盡”？——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赴美一去竟達10年之久。
這期間，除了這些留學生的父母和定期為他們提供銀兩的官員，大部分中國人都將他們遺忘了。只有1876年，清廷一名叫李圭的海關官員赴美參加博覽會回國后，才將留學生的情況向朝廷稟告一二：“其繪畫、地圖、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規格。所著漢文策論，如《游美記》、《哈佛書館記》……《美國地土論》、《風俗記》亦尚通順。每篇后附洋文數頁，西人閱之，皆嘖嘖稱贊”。“嘗觀其寓西人紳士家，頗得群居切磋之樂”，即使“于千萬人中”仍能“言動自如，無畏怯態”。當被詢問博覽會有何益處時，竟答曰：“集大地之物，任人觀覽，增長見識。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聯各國交誼，益處甚大。”李圭對此不禁慨嘆道：“他年期滿學成，體用兼備，翊贊國家，宏圖丕烈，斯不負圣朝作人之盛意也歟！”
■西風東漸令中國繼續前行
然而，1881年，大清國要求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立即中斷學業回國的一紙命令到了。究其原因，是因為清廷突然發現這些中國孩子“已經完全西化”。他們穿上洋人的衣服，把大清國的辮子剪了，更“無恥”的是，人人弄一條假辮子“以在中國官員接見時使用”。他們全都說美國話，中國話倒說得不地道了，以至于罵起大清國來比洋人更起勁。而且，他們的頭腦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一些學生拒絕向“朝廷官員和孔子牌位行叩頭之禮”，個個開口閉口就是西方的“民主”和“平等”——大清國花費大筆的銀兩，難道最終要培養出一群朝廷的敵人嗎？大清國駐美公使陳蘭彬與留學事務總辦吳嘉善上奏：“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實易沾其惡習，即使竭力整飭，亦覺防范難周，極應將局裁撤。”
1881年7月，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在闊別家鄉近10年后回國了。
中國人第一次走出國門學習世界先進科技知識的進程就這樣中斷了。但是，中國先覺的知識分子和致力于洋務運動的官員所開創的留學教育，無疑對改變封建中國因循守舊之現狀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而19世紀末西風東漸的歷史潮流更是令中國已不可能停下邁向世界的腳步。
1876年，時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再派中國學子赴德習練陸軍軍事技能；1877年、1881年、1886年，北洋大臣李鴻章與南洋大臣沈葆楨聯銜上奏，三次派出船政學堂的學生赴英、法習練海軍軍事技能，后來戰死于黃海的大清國北洋艦隊管帶鄧世昌，死于威海衛陷落之日的大清國北洋海軍副提督劉步蟾，以及于1912年成為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的著名思想家嚴復，皆出于這些留學生中。至于中國官派的第一批留學生，其中梁敦彥成為民國外交總長，蔡紹基成為北洋大學校長，詹天佑則成為著名的鐵路工程師。當年詹天佑的父親送子出洋時曾向朝廷畫押：“……茲有子詹天佑情愿送赴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中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一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穿行在中國首都北郊蒼翠山嶺中的火車，依舊行進在詹天佑設計和建造的鐵軌之上，而這是有史以來中國人自己設計和建造的第一條鐵路。
至此，因閉關鎖國而故步自封了千余年的中國人終于認識到，中國不是天朝的“中心”，西方也不是外部的“蠻夷”，只有“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中國才可取彼之長消己之短以圖“興邦”。
王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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