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是郵政信箱,表明這所研究所沒有固定的辦公室。如果一家虛擬的網絡公司用郵政信箱當地址,很正常;一所有實驗室的研究所也這么干,就很奇怪了。向加州大學的工作人員查詢,沒有人聽說過這所研究所。在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的通訊錄中,也找不到楊池明這個人。是不是像陳曉寧的“北美華人醫學遺傳學家協會”一樣,該機構是楊博士拉幾個朋友自己創建的呢?于是我去找加州州政府法人機構的注冊記錄,也沒有找到有這樣的一所研究所登記在案。最后在圣地亞哥市政府記錄中發現了蹤跡:楊池明在1998年7月28日向市政府登記了名為“生命科學與健康”的商業化名,登記號為1998019480。原來所謂“圣地亞哥生命科學與健康研究所”,不過是楊博士本人的商業化名而已。在美國,組建一個法人機構已相當容易,而登記一個個人擁有的商業化名更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只要該名稱還沒給別人注冊掉,花幾十美元到市政府登記然后找家地方報紙登一個月廣告就完了。
不便,“克萊登”流行,并不奇怪,方鴻漸聽說自己的一名同事也是克萊登大學畢業的,也只有又氣又笑。但現在早已進入了信息時代,有關國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的資料都可從互聯網查得,查不到的,也可發電子郵件或打電話詢問;而“克萊登”卻屢見報端,令人不可思議,恐怕只能歸咎于記者的懶惰和松懈了。我希望,以后不論是記者還是公眾,在見到留學人員戴著“博士”、“教授”、“主任”、“主席”的桂冠翩然歸來時,要多留一個心眼,記著:“克萊登”以前有,現在有,將來也還會有。(方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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