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留學生不斷由精英的選拔變成為一個大眾權利行使的過程,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實際上這也是100多年前容閎真正想在中國達到的夢想。
錢寧,《留學美國》的作者,曾在美國留學生活多年。
早報:中國幾代留學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前進的方向,您能否對每一代留學生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推動過程做一評論?
錢寧:幼童留學基本是對容閎思想的一種承接,強調追求“科學救亡”,它為中國帶來了新的科學技術。庚子賠款時,中國留學生開始關注西方的思潮與文化觀念,在他們中出現了各個學科的帶頭人。他們使中國的文化與科技走進一個能夠與現代對話的狀態,使中國進入到世界科技與文化交流的平臺。
留蘇時期,中國留學生將視野從西方轉至蘇聯的莫斯科東方大學。留蘇學生是當時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探索時培養的一批科學文化建設人才,他們在社會主義探索中帶來了一些最初的思考。也正是他們,通過蘇聯經驗開始對社會主義道路有了一個更深刻的理解。
相較于其他幾代留學生,改革開放后出去的那一代留學生有特別的背景:首先,當時中國處于與外部世界隔膜之中已有了40多年,被迫切斷了與西方的一切的交流和聯系,其次,當時的意識形態在他們心中筑起了與外界進行平等對話的強大障礙。他們的留學經歷是一場雙重震撼:文化的,同時也是意識形態的。他們感受到了另一種文明的存在,看到了先進與落后的差距,同時,那種以為自己生活著的社會制度是最完善最合理的想法遭受了沖擊。
早報:你怎么評價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政府在留學事業上做出的重大決定。
錢寧:近20年來,中國政府在留學事業中做出的努力,其影響之深遠,是怎樣估價也不會過分的。在這一點上,鄧小平作為一個政治家當年所表現出的遠見令人欽佩。他已經意識到當時的中國沒有下一代人才根本不可想象。他做出了一個現在看來依然具備相當勇氣的決定。他開始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量派遣學生,當時的國家教委陸續與西方各國政府達成了交換留學生的協議。
決定有一個相當大的風險是:即這些公費出去的留學生有可能不回來。我覺得,當時的領導人是意識到這種風險的,但他們表現出了長遠的眼光與自信。他們相信,中國人民的子弟無論身在何方,都將參與到中華民族的建設過程中。很快,我們看到了這個政策對中國的深遠影響。現在,無論身在何方,中國留學生都在為中國的強盛做出貢獻。
早報:這個時代留學的最大特點是什么?
錢寧:留學不再是政府的行為,而是公民的一種權利與選擇。除了公費學生與政府之間有一個承諾外,留學很大程度上已是個人理想的選擇。真正的突破發生在1990年代初。21世紀時,政策被以立法形式鞏固下來。中國的富強之后,年輕一代人有更多的自由與權利。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轉變,中國的年輕人正在經歷一個越來越自由的時代。
早報:從1872年中國派出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始,中國的留學行為一直在持續,到現在基本是一個頻繁的局面。在此背后,是否存有一個深層的動力?
錢寧:百年來,中國人被一個強國夢纏繞。夢雖幾經破碎,卻未曾更改。為了這個夢,一個民族不惜變法、造反、革命、內戰,嘗試了幾乎一切可以嘗試的手段,為了這個夢,一代代人甘愿赴難、流血、捐軀,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代價。
中國的幾代留學生,都是在中國從貧弱尋求強盛的夢想激勵下開始留學,是在向西方尋求強國的經驗。事實上,這不是簡單意義的“文化交流”,而是一個民族忍辱負重、發憤圖強的過程。回顧中國100多年的歷史,確實是這種中國式的“愛國”支撐起一個民族的精神。當然,這個特征在1980年代后逐漸發生了變化。
早報:1980年代以后,留學生的留洋目的似乎正逐漸向個人理想轉變,而不是過去那種以科學或學術救國為指導的想法。
錢寧:據中國政府估計,自1978年以來,學成歸國的海外留學生有7萬多人,約占海外中國留學生總數20萬人的1/3。留美學生的回歸率,大大低于這個比率。美國專家的估算,留美的中國留學生回歸率僅為5%到10%。
常有人議論,現在的留學生與前幾代相比,缺少理想色彩和獻身精神。的確,傳統的愛國主義對現代留學生已經失去感召力。這主要因為大多數留學生在思想上已經接受西方個人自由主義觀念,認為個人選擇的權利高于一切,而國家利益并不是要求個人作出犧牲的充足理由。多數人寧愿以自己選擇的方式來愛國。因此,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學而留”的現象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這不是一種“精神”或“教育”能夠扭轉的趨勢。
不過,我們不用對此表示悲哀。在現在這個地球正日益變小的時代,很難說中國從原來的意義上“失去”了一代精英。事實上,這一大批留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仍在以不同方式積極參與著日后中華民族的振興。
早報:是不是可以說,所有被派遣出去的留學生,基本都是當時社會的精英階層?
錢寧:說到這個,不能不提一個事情。1980年代初,盡管有關派遣留學生的消息越來越多出現在媒體上,但出國留學仍只是少數著名科學家和名牌大學高材生的事情。將社會和人心真正攪動起來的是之后自費留學的開放。1981年1月14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等7個部門“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請示”,同時頒布“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這是當時中國政府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中所邁出的最大膽的一步。自費留學的開放,將國門向所有人打開了。無數中國青年可以通過個人努力來實現自己的夢想。
我想,對于最初的幾代留學生來說,他們肯定是精英,一個國家只有那么幾個人,都經過嚴格的選拔過程。而現在,當留學不是一個國家行為而是生活選擇的時候,你很難去對留學的人做出判斷,他們都是精英或者都不是精英。但毫無疑問的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關于精英的概念可能要往上升好幾個難度。
早報:與過去留學生相比,現在的留學生在中國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似乎已經無法起到過去那么強烈和集中的作用,我們該如何評價他們可能在中國實現的一個歷史地位。
錢寧:現在的留學生,在各個領域中依然保持著與世界的對話和交流,他們還是中國發展不可忽視的推動力量。有一點需要強調的是,留學生回國一定不能自視太高。現在,很多的人都可能有留學經驗。其次,現代化的發展使中國與國外的差距正變得越來越小,大家受到教育的差別也在縮小,所以當從國外回來后還是應該抱著重新開始的心態。
早報:很有意思的是,中國政府對歷代留學者的態度,也在經歷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過程。
錢寧:在這個問題上,我想談印象最深的兩點。首先,從1978年開始,中國政府關于留學生的政策幾經風雨,但是從來沒有改變過。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的態度保持了罕見的穩定性和堅定性。這是讓我很吃驚的事情。由此可見,中國的教育實際上投入很多,并且是冒了相當大的風險。
其次,中國的留學生不斷由精英的選拔變成為一個大眾權利行使的過程,我認為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實際上也是100多年前容閎真正想在中國達到的夢想。當然,中國政府態度的轉變是與中國后來在政治經濟上的發展,以及民主體制的變化密切相關的。(作者:楊琳樺)
來源: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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