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駐休斯頓總領館教育組的支持下，受“春暉計劃”的資助， 2003年9月--12月，我利用學術休假的機會回國在陜西和貴州兩省的數所高等院校進行了一系列的學術交流活動，其中包括系列講座，專題報告，與師生座談，去基層參觀。

與從前回國不同的是，這次在國內停留時間較長，從而有機會對中國在過去20余年間發生的巨大變化做一些近距離的觀察。對人們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有了較為深入細致的了解。與其說是一次學術休假，不如說是一次社會調查更確切。國內這些年來經濟改革，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問題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回到美國以后，不僅周圍的中國朋友，許多美國同事和朋友也都非常有興趣從我這里了解中國的情況以及我的親身感受。

我是1985年從陜西師范大學以自費公派的形式到美國留學的。1990年在美國阿姆赫斯特的麻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后應聘到位于美國南部摩比爾市的南阿拉巴馬大學，任教于數學與統計系，至今有14年了。利用學術休假回國的想法在我心中由來已久，為自己學習工作過的母校做一些具體的實事更是我多年的心愿。

2002年感恩節期間，休斯頓領館教育組的馬燕生參贊和徐家海領事來到摩比爾，看望在南阿拉巴馬大學學習和工作的留學人員，并轉達了國家對留學人員的三點殷切期望（大意）：利用各種形式回國服務；在專業的學術交流以外多關心國內的高等教育改革；盡可能地把工作的重點放在西部。當他們了解到我的想法后立刻給予了肯定，向我介紹了“春暉計劃”，并在很短的時間里批準了我的申請。

正像我們對祖國的思念具體表現在對自己的家鄉父老的思念一樣，回國服務可以具體地從為自己的母校，為自己工作過的單位干點ㄦ實事做起。特別是在當前國家強調西部建設的形勢下，我們這些曾經在西部學習工作過的，或父母家人在西部的海外學人，比別人更多了一份責任。另外，我把回國的重點放在了陜西師大，也是因為南阿拉巴馬大學在美國大學中的地位與陜西師大在國內的相對地位有著許多相似之處，自己在國外十幾年來的教學，研究和行政工作的經驗或許會對國內同類型院校有些用處。

經濟改革開放的結果和國家對教育加大力度的投入，使國內絕大部分高等院校在辦學的硬件方面已經是今非昔比。陜西師范大學數學與信息科學學院專門為我提供了一間寬敞明亮的辦公室，并配有計算機和打印機，條件比我在美國的辦公室并不差。通過網絡我可以與自己在美國的同事們隨時保持聯系。另外，國內高校的人事部門在引進人才的工作中進一步解放了思想，提出了“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口號。許多學校都有專門為國內外專家，特邀短期講學人員準備的公寓房，并提供生活補貼。盡管各地區，各校的情況不同，但是如果要求不過分的話，我個人認為這些條件已經相當不錯了。

但是由于歷史原因造成的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西部各省的人才流失，“孔雀東南飛”的現象的確不容樂觀。西部的教育事業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需要全社會的關心和支持。陜西師范大學的校領導對我學術休假回國不去京津滬，或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是回母校甚是贊賞。校人事處還專門安排我在教師節暨歡迎新教師的茶話會上講話。當時，我引用了一句人們常說的“回國服務不需要理由”的后面，又加上了一句，“回自己的母校盡微薄之力更不需要理由”。這是真心話。當夜深人靜，漫步在這即熟悉又陌生的校園時，我心中常常難以平靜。既為我們這個國家，為這個學校，也為自己這些年來的變化感慨萬千。對人們常說的“回家的感覺”，對所謂的“歸屬感”有了不一樣的體會。有時我也奇怪自己哪ㄦ來的那么多感慨：是過了知天命之年的人常有的人生滄桑之感，還是像歌詞里唱的那樣“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太快”, 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在這次回國的四個月里，我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陜西師范大學度過的。陜西師范大學數學與信息科學學院專門為我安排了40個學時的系列講座，并列入了正式的研究生課程計劃（2學分）。我的任務主要是用英語講授與自己研究工作有關的分析與幾何不等式，和古典幾何中的動力系統問題。其目的一是向研究生，青年教師，以及程度較好的本科生介紹一些內容適當的研究課題，強調分析、幾何、代數、拓撲等不同數學分支在研究中的相互滲透，從而把數學作為一門整體的學問而不是過早地把自己束縛在過窄的領域里。二是想通過這樣的教學活動提高研究生和青年教師用英文交流數學的能力。

由于200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在中國的召開，國內上下很是為數學“熱”了一陣子。作為此次會議的拓撲學衛星分會場，陜西師大迎來了眾多世界各地的優秀數學家。能否盡快地提高用英語與國際上數學同行進行交流的能力，對數學專業的師生來講，其重要性是無需多加說明的。我上第一節課時，原定25人的小教室一下擁進50多人，不少人只得從別的教室搬來椅子插空坐下。當時的情景讓我非常感動。在美國很少會有這么多的學生會對一門數學課表現出如此的熱情。對我個人來講更特殊之處還在于：我又回到離開了18年的陜西師大的講臺！我有20多年的教齡，上課無數，做過的還算是精彩的講演也不在少數，但這回國后的第一節課實在是令人難忘。

除了學術方面的準備，回國前我還就美國高等教育的歷史與現狀以及面臨的挑戰做了一些系統研究，并打算結合自己在數學教育方面的實際工作經驗，為國內有關教育研究方面的刊物寫些文章，或者為他們推薦一些有關的材料。回國后的前兩個月，我又專門了解了國內有關教育研究方面的情況。在以后的訪問講學活動中，除了報告自己的數學研究結果外，我還就美國的高等教育，數學教育，甚至中學教育做過多場報告。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與師生們交流看法。每場報告受歡迎的程度，以及師生們的熱烈情緒讓我至今回憶起來還興奮不已。

2003年10月底--11月初，在原陜西師大校長，現任數學研究所所長王國俊教授的安排下，我對地處陜南漢中的陜西理工學院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在那里為數學與計算機系的師生做了分析與幾何不等式及其應用的報告；為全校系一級的管理干部做了有關美國高等教育的報告，并受聘為該校的客座教授。此外，我還應邀為省重點中學，陜西漢中中學的教師做了關于美國中學教育的報告。由于我講的內容都是基于我在美國與許多身為中學教師的研究生們的長期接觸，并結合了我自己的孩子在美國成長過程的親身體會，聽講的老師們都非常感興趣。許多青年教師在報告結束后興尤未盡，圍著我又不停地提問了近一個小時，并請求他們的校長再安排時間與我座談。對一個教師來講，還有什么比看到年輕的同行對自己的歡迎和尊敬更令人欣慰的呢。在漢中我還參觀了洋縣的珍禽自然保護區，城固縣的萬畝桔園，并向當地的干部了解農民問題及農業經濟問題。

2003年11月底--12月初，我應邀到貴州進行了為期8天的訪問。其間在貴州師大、貴州大學、貴州民族學院做了一系列的學術報告，并與那里的校領導和師生進行了座談。以上兩地的訪問使我切實地感受到西部院校希望得到海外學人支持幫助的真心誠意。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貴州有幸結識了原遵義市市委書紀，現任遵義師范學院黨委書紀的李國士。李書紀有著醫學專業的背景和基層工作經驗，當年曾被譽為 “掛著聽診器的縣委書紀”。我和貴州師大的幾位老師去遵義的那天正是星期天，為了能讓我們到遵義師范學院看看，李書紀帶著科研處王處長等人在紅軍山下一直等了一個多小時，讓我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合適。我們沿著前輩的足跡，拾階而上，來到紅軍紀念碑前，轉身俯看整個遵義。我心中在想：自己既非黨政要人，也不是富有的投資商，李書記等人如此實心相待，不就是希望我們這些海外學人能夠對西部的基層院校也多一些關注和支持嗎。

在當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進一步深入發展的形勢下，一大批地方性的高等院校迫切地需要引進人才，來拓展教學科研領域。如同經濟建設一樣，只有當西部的高等教育事業得到了實質性的進步以后，才談得上我國整個高等教育事業改革的成功。所以，實實在在地發展西部的普通高等教育事業，其意義與重要性并不亞于建多少所“世界一流”大學。美國的高等教育之所以為世人矚目，在美國建國200多年來發展成為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文化強國的過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除了擁有長春藤盟校及其它一流大學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多元化、平民化和民主化。中國教育事業振興的明天需要更多的像李國士這樣的基層領導和他們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

勿須諱言，目前國內各方面的工作仍然存在著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但這或許正是為什么國家需要我們的地方，也正是我們應當多回去，常回去的原因。與其在國外批評國內的種種不是，不如親自回去做點ㄦ調查研究，幫助國內的院校或企事業干點ㄦ具體的實事ㄦ，哪怕是小事ㄦ。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盡快找到回國服務的切入點，同時可以讓我們對國內的問題有更客觀深入的了解。

剛回去的前一兩個月，我也曾經困惑過，吃不準別人是否歡迎自己回來，害怕給所在的院系增添了麻煩。通過一段時間的具體工作和主動與人交流，許多老師與我都有相見恨晚的感覺，約好下回再見時爭取合作共同感興趣的課題。事實上，海外回去的人只要擺正心態，注意與國內同行的溝通，可以發揮自己作用的機會到處都是。任何一個能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國的人，尤其是經歷了中西方兩種文化熏陶的海外學人，應該不難懂得從問題中看到中國的前途，中國高等教育前途的道理。

由于具體的歷史原因，我只念過一年初中，下過鄉，當過工人，大學也是在“文革”中上的。對自己在做學問上的“先天不足”我是有自知之明的。雖說后來也用過功并出了國，但數學的特點決定了這個領域里年齡因素的重要性。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朋友和同事面前自我調侃為“幸存者”（Survivor)。在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杰出之士不在少數，國內國外都有。每當在報刊上看到他們的事跡時，敬佩之余常對自己能否向他們那樣回國效力產生懷疑，認為“回國服務”主要是對這些成功人士的召喚。但是此次回國使我體會到，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時間精力也是有限的，關鍵是看你是否有回國服務的主觀愿望。畢竟中國的高等教育需要千千萬萬人的努力和獻身。中國數學的研究與教育事業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也同樣需要各個領域和層次的人，國內與海外的人共同奮斗。當年我從麻州大學拿到博士學位，正為何去何從而舉棋不定時，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早我幾年畢業于麻州大學的周其鳳（現北京大學副校長，中科院院士）。周先生對我講“做你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不要考慮別人怎么看”。我當然不會不明白這樣淺顯的道理，只是自己擺脫不了當時的種種顧慮。但是這句話我一直記著并常常講給比我年輕的朋友們。

最后離開陜西師范大學那天的凌晨五點，我被電話鈴聲吵醒了。一位30年前教過我的退休老教授在電話里告訴我：昨晚他徹夜未眠，有幾句話一定要親口對我講了之后方可心安。他說我這次回國一是沒有忘記老師和母校，二是不計名利得失，還有三四等等。接完老師的電話輪到我無法入睡了。仔細想一想，他其實也并不完全清楚我在國內的活動。我們之間只不過是幾次推心置腹的長談，以及回憶當年師生間的種種趣聞時一起的暢懷大笑。不管怎樣，能給老師留下這樣的印象，自己這次學術休假回母校也算不虛此行了。（駐休斯敦總領館教育組推薦。）

來源：神州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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